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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直播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失序的世界

时间:2021-05-01 00:33

  许多曾经信仰的东西被快速抛弃了,曾经充满希望的方向隐隐显出“此路不通”的字样,世界好像加满了油往我们胆怯的未知处开去。

  割裂、混乱、繁杂,身处在这些又大又吵的声音里,应该笃信什么?如果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逐渐失序的世界,应该怎么办?

  “在这个大的浪潮之下,每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声音是微细的。但我们必须要自救,不能等先知和圣者来救我们,我们必须自己救自己。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共同参与来建构一个人类的新价值。

  在新的混沌之中,恐怕只有两个真实不虚:一端是全人类共同的社会,另一端是真实的个人......建构的起点,首先是在承认你我的存在,在彼此承认另一个人存在之上找出相处的规范。”

  从明末清初一直到19世纪,是中国在思想界极为呆滞的时代。固有的社会伦理道德,被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则,为大家所遵循,但其间虚伪之处太多,同时也没有新的力量出现,可以担起翻旧更新的工作。

  新的力量是中国与世界有了新的接触之后产生的。西方世界有其本身的文化传承,发展出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行为法则与道德观念。西方的文明孕育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生产制度。

  西方进入中国以后,本来就已经缺乏活力的中国传统思想根本无法抵御。所以从19世纪到现在,如果我们要说以儒家为基础的中国道德伦理观念还有更新增长的活力,那恐怕是自己在骗自己。

  19世纪到20世纪的中叶,每一个中国人都卷在两种文化体系冲突的漩涡里,其间也有些可敬的学者,尝试著去做揉合与新的解释工作。但究竟因中国以儒家为基石的文化体系丧失活力太久,已是相当僵化的系统,要回生是相当困难的。

  这一段的礼坏乐崩不能归罪于五四,也不能归罪于现代新教育体制下的知识分子,这是旧系统本身早已丧失了生机。

  20世纪初期有几位人物值得加以注意。章炳麟想把中国界定成一个民族。但中国向来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天下;中国向来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复杂的族群共同体。可是在列国竞争的体制下,一个漫无边界的天下与漫无边界的群体,恐怕很难找得出自己认同的方向。

  章炳麟所作的工作,起始是以满族和汉族的对立来肯定汉族自身存在的意义,即所谓排斥胡虏观念,接著再进一步肯定黄帝子孙。换言之,章炳麟是在寻找一个新的大我,这个大我不是像同心圆般从社区扩大到天下,而是一个可以界定的,有历史传承系统的大民族。

  梁启超则是把大我界为国家,使一个有主权的国家成为团结这些人群的主体,以与世界上列国体制下的列强做竞争。这两种观念,一是保种,一是保国,但都是要寻找大我。

  孙中山无疑是把两种观念融合在一起,想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但他面临的困难是:一方面要肯定五族共和的多民族体系,一方面又肯定民族主义。最后解决的办法是把国家凌驾于民族之上,国家做为容纳多个民族的主体。

  回头看明末清初所谈到的亡国没有关系,亡天下才可怕。其中“亡天下”三字,代表的正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期许——中国文化治天下。但20世纪,中国文化是依附在中国族群上,留在中国国家的圈子内。在有一个大我做为终极的组织形式时,就必须界定大我的行为规范。

  例如在中,个人主义是没有什么空间的;民族主义是为了集体存在,甚至民权、民生主义也都是为了集体稳定。这种观念近于朱子,而远离于孔、孟。孔、孟所肯定的是人在天地之间的价值,是人在天、地、人三才之中的地位。孟子界定人的所作所为时,是从人性下手,是从“四端”下手。

  20世纪的中国人想界定的则是个人在大我之中,如何适得其分地贡献义务、享受权利。20世纪的中国人要如此界定,自有其时代背景。

  像德国在17到19世纪之间,界定了日耳曼民族的存在意义,界定了日耳曼精神,界定了国民在国家里的身份;“意大利复兴”要重新缔造一个今日的罗马;日本明治维新在东方缔造了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所学习的蓝本。

  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孙中山指出的道德要求、一个公民应有的行为标准,和日耳曼所界定的国民精神相当接近。

  中国文化体系是庞大的、复杂的,单是消化佛教就花了1000年的时间,要消化西方价值观,中国不可能在100年内完成。也因此,在这100年中,不断地听到相同的感慨,不断地看到大家讨论社会失序的问题。从长程的历史观点来看,这些现象是自然的,但是,生存其中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困扰和失落。

  我们是不是要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做为解决的方案呢?倒也不然。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美国对他们自己花了近300年所形成的社会价值,产生一波质疑的浪潮。

  造成这种质疑的力量,首先应是近代战争的可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死亡人数无以数计,希特勒之于犹太人、日本人之于东亚人民,屠杀灭族行为也到处可见。再加上战争的残酷、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与不公平,都引发了大家开始质疑在基督教基础上所建立的近代文明,开始怀疑其正当性与合法性。

  造成质疑的第二股力量,是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各地接触频繁。多种文明在接触之中各自呈现其特色,也各自对别人特色造成冲击。

  第三股力量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制度解体。各西方殖民国家由殖民地退出,而殖民地原来的文明有了重新发展的机会,于是各地的弱势族群也开始怀疑:为什么一定要遵守西方的价值?为什么要在没有进一步思考的情况下就盲目地接受西方的价值?为什么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价值观念?

  第四股造成质疑的力量是妇女的解放。在民主制度逐渐成为全世界都能接受的政治制度时,许多不同社会中受忽略、受压制的女性,开始对自己的权利、义务及身份有了新的认识。这股新的反省力量,冲击了以男性做为主体的社会行为模式与价值标准。

  以上四股力量冲击的后果,是一套新价值标准的基础开始呈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权的观念。而人权是属于个人的,人权不属于群体,群体的特性不能超越人权的基本价值之上。自由则是体现人权的方式,人权为体,自由为用,自由的观念也会成为新文明的重要价值标准。

  最近在各个人文学科的领域里,都有解构思潮的出现。解构不是破坏,而是尝试重建,是一种重建新秩序的努力。但在重建的过程中,由于妇女站起来了,弱势族群站起来了,弱势的文化系统、宗教系统重新发现自己的存在,于是重新建构的的工作多面的、多角的、多边的,不仅缺少协调,甚至还充满了冲突和误解。

  由人文学科所开始的解构工作,迟早会冲击到政治面和经济面。那时所引发的浪潮,可能会更为澎湃有力,而且来去方向都不会一致,我们预见将来会有一段时间的乱潮,会有许多的漩涡与波动。我们正处于这一波大浪潮将起未起之际,我们将面临的世界可能是一个完全失序的世界。

  人类如何重建新的秩序,不但是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全世界各不同文化共同面临的大难题。重新建构完成之后的新社会,可能是一个多元的、多主体性的结构。它缺少中央,所以没有边缘;缺少权威与一个秩序的维持者,所以必须要靠协调与磋商。

  走向这个新社会的趋势是全球性的,而走向这个新社会的路程,将会充满挑战、危机与不稳定。此时此刻,如果我们还在寻找方向,可能为时略晚。在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势之下,我们的心情应当是沉重的。

  目前我们正要进入21世纪。世纪的划分本来并无意义,时间永远是向前走,一如抽刀断水是切不断水流的。把时间界定成一段一段,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而已。但在此时此刻,这样一个时间上的划分,nba直播,倒是能给予我们警惕的作用。

  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是否就此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由20世纪后半已经在进行的种种变局来看,我们确实是将要快速地进入一个新的局面。

  除了上节所说的文化多元性所引发的冲突与质疑,以及多元、多主体结构工作之外,我们还正在面临著几个很大的冲击力量。

  第一是国际化与全球化。今天的经济制度,多国企业与国际企业,正在将世界的经济纺织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网络。新的生产技术与管理制度,将人类的生产工作有了新的分工方式,不论是垂直的分工或是横向的分工,都会跨越国界。

  经济的国际化将冲击到传统资本主义的根本假设,那就是“国家的财富”观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国际化经济网络之下,必需要有新的界定。

  政治方面的国际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了国际联盟,二次大战之后又成立了联合国,再加上其他许许多多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与全球性的各种组织,使任何国家都不再有完整的主权。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都已将人类共同的社会价值放在主权国家之上。无疑地,今天仍有强国的霸权,各种维持国际秩序的口号可能正是霸权国家所利用的工具,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口号之所以能成为工具,正是因为大家认为它们有其具体意义。

  各地人群社会,走向国际化的速度并不一样,有些地区已达到国际化的水平,有些地区还正在尝试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这些步伐的不一致自会引发许多冲突与纠纷。不过,可能在21世纪中叶之前,国际化的人类社会定是非常明显了。这个浪潮当然也会冲击到公民的观念,使许多以国家公民权利义务为基本假设的道德与伦理,也会受到质疑。

  第二个冲击力量是近代的科技,尤其是生物科技的发展。人类能操纵生物并非新鲜之事,很早之前人类就知道利用接种、选种、插枝诸项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但真正闯入生物科技世界是在基因工程以后,英国那只叫做多莉的羊出世后,人类才真正打开了一个生物科技的新纪元。

  人类如此闯入生命的奥秘之中,是福是祸还很难断言,也不易有一定的结论。下一个世纪,生物科技发展更快、更远之时,我们对生命本身的意义必须要重新加以认识,对人自许为生物群中最高地位的价值,也必定要重新加以检讨。被冲击最严重者当属基督教、回教等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宗教系统。

  在我们了解到生命如何而来,以及人类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远之时,人类是否还可以说我们是仅次于上帝的生物?我们存在的意义又在那里?但反言之,人类也可能会因而获得更新的自信,经由科技竟可探索了奥秘的生命世界,岂不正可证明人类是一很特殊的生物吗?

  这一切的是非功过,今日不易断言,总之生物科技这个潘多拉魔盒的盖子,已被打开了一条缝隙,从盒子中出来的是天使还是妖魔,我们无法控制,也无法预言。

  第三个冲击力量是资讯化。崭新的资讯工具,是人类交换消息、知识的大革命。在人类发展史上,文字出现是一次革命;印刷术出现是另一次革命;电话、电讯出现是三次革命。但这一次的资讯革命,其气势如排山倒海,而且无孔不入,影响了我们控制、掌握知识的能力,以及人群之间交往的浓度与幅度。资讯革命一方面使人与人的距离拉近,同时也减少了人与人面对面的接触。

  从前者,我们重新组合人群,从后者,我们正在离散固有的人群结构。人类的社会都将走向资讯社会,而且是全球性的,这与前面所提到的国际化互为表里。全球性的资讯网一定能整合人类于一体,至少在潜在可能性上,可以消除人类的不平等,以及去除掉过去人类之间的界限。但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阶级,使掌握资讯的人有垄断财富、权力的机会。

  综合上面三种力量和前面提到的多元,多主体的重建工作,我们预计可能会出现的后果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再有归属感,不再有可遵循的法则或秩序,这是人类新出现的混沌局面。21世纪走完之前,这种形势可能已经非常明显。

  今天,半个世界,还留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层次。这是历史的吊诡,许多人不愿承认它魔魁的特性,但恐怕我们很难躲得掉。今日要重建价值,恐怕不再是以复兴中华文化、重整儒家理想所能够应付的。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人类从来没有经过的一个新的经验。

  在混沌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恐怕不会有先知、救世主或是万世师表来开导我们。

  在这个大的浪潮之下,每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声音是微细的。但我们必须要自救,不能等先知和圣者来救我们,我们必须自己救自己。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共同参与来建构一个人类的新价值。

  在新的混沌之中,恐怕只有两个真实不虚:一端是全人类共同的社会,另一端是真实的个人;其间的种种群体都是某性质的共同体,而各种共同体之间,有重叠但不会等同;也不会有国家那种终极的共同体,强而有力且包罗万有。我想,建构的起点,首先是在承认你我的存在,在彼此承认另一个人存在之上找出相处的规范。

  第一、不管是经过电话、网络、卫星、电视的交谈,我们至少要互相信任。互相信任,应当是重要的起点。

  第二、是一个人应坚持自己存在的价值,也因此必须要承认别人存在的价值。这也就是自尊、自重与彼此承认各自的独立性。

  第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容忍。两个人或许多人相处在一起,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特性,只好寻找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点,去容忍个人的小差异。

  第四、是诚实。我们必须要让对方觉得我所说的话是真话,也必须要假定别人对我所说的是真话。有诚实,才有基本的互信。

  综合以上几点,其实与孔子所说的仁、恕、信、义并没有太大差别。最基本的原则也不过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已。没有神,照样可以得到这个规则;没有超越的力量,也可能达到这样的约定和默契。这一套新的行为范畴,可从每个人实际的工作中获得证实与确认。

  在孔子、佛家与犹太教诸先知及希腊诸哲人的时代,几个古代文明因为这些人物的理念,各自拟定了一系列的价值观念,使人类不是仅以求活为满足,那些超越的价值赋予人类生活的意义。

  远古以来,人类历尽千万年的挣扎,经过那些伟大心灵的启蒙,始得以突破蒙昧,转入文明之境。现在,我们正在另一必须有所突破的时代,现代科技文明出现,其动力已将我们推向另一个境界,而诸多主要文明相互接触,已到必须有所融合,互补长短,不致有所冲突的时候。

  《万古江河》作者、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以宽宏的视野,中正平和的笔调,对比中国与世界,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从中发现中国特有的文化基因。农业、家族、儒家思想等,造就了国人的历史与社会生活。

  许倬云先生自言做了一辈子“旁观者”,但学会了设身处地,以体会领略的习惯。古人遭逢幸运时,为之欢呼庆幸;古人失误时,为之悲悯哀矜。由此感同身受,即于古事少一份苛责,多一份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