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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直播八年磨一剑:我与三线建设研究的不解之

时间:2021-04-25 06:24

  时光飞逝,我从事三线建设研究已逾八载。对于一名中年学者来说,撰写自己从事某项研究的回忆性文章似乎为时尚早,不过在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的再三动员之下,我逐渐认同将个人从事三线建设研究的一些经历与感想撰写成文,与同行们一道分享、交流,如此亦能求教于方家。

  那年秋天,我到重庆的奉节参加一场历史地理学的会议。奉节位于长江三峡中最雄伟壮观的瞿塘峡的上游,我们入住的宾馆就直接面对着瞿塘峡的入口——夔门。10年前,我曾跟随导师多次赴三峡沿线考察,对于三峡有着深厚的感情。此次故地重游,相比于枯燥乏味的会议安排,会场外面壮美的三峡景观显然更能吸引我们。

  我和几位学友溜了出来,一边远眺雄风依旧的夔门和早已变成江中小岛的白帝城,一边沐浴着秋日温暖的阳光闲聊起来。会议赠送的《中国人文田野》第五辑中一篇关于贵州屯堡人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作者将屯堡和三线企业进行比较,认为屯堡人和三线人颇为相似,其观点发人深思(吴斌、李建军:《一个屯堡家族的变迁:在国与家之间》,载《中国人文田野》第五辑,巴蜀书社2012年版,第161—162页)。

  由此我想到,重庆不就是当年三线建设的重镇之一吗?这里存在大量的三线企业和建设亲历者。这些三线企业和三线人,值得我好好地关注和研究!与学友们说起我的想法,他们也很是赞同,支持我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彼时的我,刚花了足足五年的时间才在职完成博士学业,正寻思着如何寻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崭新的研究领域。三线建设研究恰恰符合我的想法,从此之后,我便一头扎进了这片有待开垦的学术沃土之中。

  那时的我,未曾料到即将踏入的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座“富矿”,也未料到我的一些亲人、朋友、同学早就与三线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未料到会由此结识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朋友们,并与三线建设研究结下如此深厚的不解之缘。

  做决定是一瞬间的事情,实施计划则是漫长的过程。突然转换到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对我来说一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从2012年底起,我就着手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实地调查与研究等工作。我所在的学校四川外国语大学位于重庆,这里的三线建设资源极其丰富,因此我计划先以重庆为重点研究区域,然后再扩展到其他地区。

  在进行实地调研之前,我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相关资料,但和许多初涉三线建设领域的研究者一样,这项工作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原始资料的查询与收集不尽如人意,但为数不少的前人研究成果却带来极大的帮助,阅读与梳理让我在较短时间内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有了整体性的把握。同时,一些前辈学者也给了我颇有启发性的指点。例如,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文教授,在我还处于摸索的初期阶段,就前瞻性地提醒可以从某些重要的视角来进行三线月,我到重庆大学参加一场城市史的学术研讨会,惊讶地发现居然有另外两位学者也提交了关于三线建设研究的会议论文,他们就是上海大学的徐有威教授和杭州师范大学的胡悦晗博士。“总算找到同路人了”的感慨不禁油然而生!徐有威教授还告诉我,下个月在上海将举办他组织的一场专门关于三线建设研究的学术会议,并热情地邀请我前去参加。后来的数年间,豁达开朗、热心助人的徐老师不断给予我各种支持和良好建议,他这种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品格实在令人敬佩。

  同年12月,“全国第二届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如期举行,我在会上作了题为《三线建设的研究现状与社会学视野》的发言。更为重要的是,会议期间我结识了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四川锦江厂原厂办副主任倪同正等三线建设亲历者,以及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东林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陈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段伟教授等研究者。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我屡次向他们请教问题,寻求帮助,并获益匪浅。

  笔者(右一)与王春才(右二)、陈东林(中)、徐有威、晁丽华(左一)合影(2013年12月)直到2014年,我的三线建设研究才算真正起步。那一年,有四件事情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是继2013年成功申报了重庆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后,2014年我又以“三线建设单位的社会文化变迁”为主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准立项。在当时刚成立不久的社会学系,这是第一个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于我这种生性慵懒的人来说,课题立项既会带来不小的压力,同时也是一种动力,让我进一步明确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开展三线年底,我完成了职称晋升,评聘为教授。在高校花了11年时间走完这一步之后,我方始觉得从此可以由着性子,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了。也许这个想法有些理想化,但却让我在做三线研究时少了许多束缚,得以在这座“宝藏”中自由挖掘。当然,“学术自主”念头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做起研究来太过懒散,nba直播,浅尝辄止,拖拖拉拉,一项研究要很长时间才完成,比如国家社科项目直到2019年底才提交结项。

  三是同年我依托所在的社会学系,成立了三线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这应当是国内外第一家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机构。虽然它是一个松散的研究机构,但有了这样一个名头,我们的各项工作也变得师出有名,方便了许多。

  四是在国家社科立项后,我带着本系的3位老师和2名学生到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启程前,我和锦江厂退管站的陆仲晖站长取得了联系,并收集、查阅了与锦江厂相关的文献资料,还通过陆站长和倪同正先生了解到锦江厂的一些基本情况,并和同事们一道制定了调研计划和初步的访谈提纲。2014年7月22日至29日,在锦江厂陆仲晖、王连彦、宋明清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该厂所在的彭州、新都等地进行了厂区和生活区的实地考察,查阅了退管站收集的各类材料,采访了该厂数十名三线建设亲历者。初次的跨省调研进行得比较顺利,各种感触和问题在田野调查中常常扑面而来,并带给我们深深的思索。这次调研,也坚定了我在三线研究中坚持田野调查的想法。

  四川锦江厂的生产车间(2014年7月)实地考察锦江厂最初的厂址(2014年7月)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此后的三线建设研究中,我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即注意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强调文献的解读与分析,历来是历史学者的传统与优势。记得我们当年求学时,老师在课堂上往往可以就文献典籍中的一段话甚至一句话讲上半天,这种情况在历史类论著中也是屡见不鲜。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越丰厚越有利于历史面貌的复原,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自然也应重视文献的整理与分析。与古代史的资料稀少、近代史的渐趋增多不同,当代史的资料完全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三线建设的资料更是如此,涉及的资料包括全国各地、各级地方政府档案部门所藏档案文件,有关企事业单位所存资料,流散各处的资料、报刊,个人所存笔记、日记、信函、回忆录、汇报、鉴定、表格,以及研究者所作的口述史资料、调研札记等等,类型丰富,数量不可估算。

  如何利用好各种类型的资料,是摆在三线研究者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个人的经验是,对于档案材料、文献资料、口述史料,不能只执其一端,而应综合利用,彼此相互印证。即便是来自不同学科的三线研究者,也应遵循材料本身的叙述逻辑,在比对、甄别基础上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解读分析,如此才能更好地还原和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做好实证研究。

  田野调查不仅是人类学的“专利”,社会学、地理学甚至历史学在研究三线建设这类当代中国问题时,也必须重视田野调查的作用。三线建设发生并不遥远,离我们的生活和经验最近,研究者与亲历者处“同一境界”,通过田野调查更易达成“了解之同情”,回到“历史现场”,整体把握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

  访谈三线年至今,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往三线企业或社区实地考察,或者与一些三线建设亲历者进行访谈。我先后到重庆南川、綦江、万盛、江津、北碚、涪陵以及四川彭州、新都、攀枝花、德阳、广安、贵州遵义、六盘水等20多个地区和40多家三线企业进行过实地考察和口述访谈,收集了不少的一手资料。在六盘水调研三线月)

  在攀枝花钢铁公司考察(2015年3月)更重要的是,几乎每次田野调查都会带给我不一样的冲击与感悟,而这些恰恰是文献阅读所不能提供的。在田野调查中,我会为三线企业废弃荒芜的厂房唏嘘不已,为经历时代风霜的三线老人们感怀动容,也时常会在脑海中跳跃出一些思想的火花,迸发出关于某个研究议题的新奇想法。当我驾车驶入群山环抱中的綦江双溪机械厂,访谈了多位周边居民后,发现在他们眼中,三线企业和当地农村保持着较大的距离,由此萌发了探讨三线企业与地方社会“围墙内外”之区隔的念头(张勇:《山沟中的“小社会”》,载张勇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当我与徐有威教授、郑昊博士来到江津桃子沟中晋江厂的生活区,一边欣赏着80年代建造的宏伟气派的职工俱乐部,一边听着原厂办主任吴学辉先生讲述当年工厂邀请外面的姑娘们前来参加音乐舞会的故事,我们头脑里不由浮现出了职工俱乐部莺歌燕舞的盛况,或许这就是史学家所谓的回到“历史现场”?自然,三线工厂的文化生活、与当地的交流和互动等研究议题也纷至沓来,不断叩问着我……重庆双溪厂外围(2016年11月)

  近些年我越来越感受到,在三线建设研究中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的结合非常重要,两者皆不可偏废。举一个例子,2014年夏天,我和本系几名师生到四川彭州的锦江厂进行了长达一周的田野调查。此前,我就听在该厂做过调查的陈超博士提及该厂的厂址变更颇有意思,于是出发前我专门查询了这方面的资料。但直到在陆仲晖站长等人的带领下,深入龙门山的大山深处,站在沙金河畔的锦江厂、岷齿厂、湔江厂等三厂的旧址处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当年这三家工厂的职工为更换厂址所采取的种种行动,而厂址博弈中政府、地方与职工的关系也自然成了关注的议题。

  返渝之后,我进一步收集包括地方志、回忆录在内的各种相关资料,又采访潘祥鶤、倪同正、尹长耕等多位事件亲历者,并在市地理信息中心姜海涛师弟的帮助下绘制地图,才逐步复原了这三家工厂厂址的具体变化,勾勒出“三江厂”变更厂址的博弈过程。2016年夏天,我再次前往彭州三家工厂的旧址,对厂址变更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印证。后来在此基础上,我撰文分析政府部门和三线企业为选址问题所采取的各种行动策略,并进一步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三线企业与中央部门、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及其在选址中的作用(张勇:《三线建设企业选址的变迁与博弈研究——以四川三家工厂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倘若没有从文献梳理到锦江厂的两次田野调查,再回归到文献分析的过程,我这篇关于三线厂址变迁研究的文章多半会中途夭折。

  由于没有职称和科研的压力,我由着自己的性子,从兴趣出发,在三线建设这座学术“富矿”中四处挖掘,尝试着进行一些专题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这些研究包括三线企业的性质探析、厂址变迁、内外关系、三线移民的迁徙过程、文化适应、身份认同、三线社区的转变与治理,以及三线历史书写的公众参与、研究理论与方法等议题,研究内容较为广泛。

  在学术研究之外,近些年我还围绕三线建设领域开展了其他方面的工作,这些活动或许比学术研究更为多样化,可谓另一个层面的“多点开花”。大体来看,主要有三方面:

  在从事三线研究期间,我结识了许多“三线人”,他们中有领导干部,也有普通工人,有三线“一代”,也有“二代”和“三代”,其中一些人甚至和我成了朋友。我慢慢地发现,“三线人”的成长与磨砺、工作与生活、酸甜与苦辣、经历与故事,远比文献资料和学术论文更能吸引我。我有理由将这些三线建设亲历者的过去与现在,通过各种形式记录下来。

  于是,从2016年起我就意识地在访谈时记录下口述者的人生经历,收集一些有代表性的“三线人”回忆录,并计划以书籍的形式正式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年才得以面世。此书采用口述史、回忆录、调研札记与学术论文等多种形式,记录三线建设背景下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及家庭的生活轨迹和生存状况,并由此探寻时代变迁的历史脉络。张勇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人们常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长期以来群众却不是历史书写的主体。在这个多元文化发展、新媒体工具普及的时代,应该让历史的亲历者和创造者更多参与到他们自己历史的书写中来。通过口述访谈、收集回忆录等方式,我们让部分三线建设的亲历者,有意识地参与到历史的讲述和书写中,真正成为了自己所创造的历史的主角。我在和很多三线人交流时发现,起初有人不甚理解,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职工,没有做口述史或撰写回忆录的必要。经过多次的沟通后,一些人的观念逐渐转变,意识到了个人史书写的意义。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位三线亲历者发来邮件谈起交流后的感想:“你从民间的范畴引导我将视角由‘大’转‘小’,方开始关注与重视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所亲历的不仅能够感动自己、而且易于让今人触摸的‘小故事’。”他似乎已隐约感悟到“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史学理念。

  “公众”不仅只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还包括各种其他人群和机构。就我的观察而言,目前参加三线建设的记录、书写、研究、宣传以及遗产保护利用等活动的人员构成极为广泛,学者、政府部门、文化机构、三线企业、职工及家属、媒体人等都参与其中。因此,我有意识地加强了与社会各界的交流与合作。

  2015年3月,在攀枝花开会期间,我与重庆党史研究室的艾新全、田姝以及江津三线企业的何民权等人共同商讨成立重庆三线建设研究会。不久之后,研究会便正式成立,囊括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员,为重庆地区三线建设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2017年起,我受重庆巨臣文化公司杜映萱、戴小兵等人的邀请,参加重庆工业博物馆委托的三线人物口述历史专题片的制作。2018年5月18日,恰逢国际博物馆日,制作完成的《不闻沧桑:三线人物口述历史》专题片的点映礼在重庆大渡口区的钢花电影院举行。现场来了数百位各界人士,其中包括许多三线亲历者,观影时观众纷纷被建设者们平凡而又伟大的事迹所感动。如今,这6集口述历史专题片陈列在重庆工业博物馆中,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着三线亲历者的故事。笔者(左二)参加《不闻沧桑》专题片的点映礼(2018年5月)

  后来,我继续与杜映萱、戴小兵以及四川美术学院的王林教授等人合作,编撰并出版了文创图书《再问沧桑:三线人物口述纪实》。该书旨在回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回到日常化的生活细节,通过个人的切身体会和家庭的喜怒哀乐,来书写他们不应忘怀的故事。2019年,我还参与了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老工业基地及三线建设摄影展”的策划工作,该展出于12月在重庆美术馆进行,鲜为人知的“三线建设”得以通过艺术的形式走向了市民与公众。

  三线建设作为一场特殊的历史事件,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知之甚少。因此,平时我特别注意通过漫画、电视和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澎湃新闻等多种媒介形式来宣传和普及三线月,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就趁机在新闻节目《重庆:从“三线建设”部署地到现代制造业基地》中介绍了重庆当年三线建设的相关情况。

  对于高校教师来说,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是最重要的两项工作,但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却并非易事。起初,我招募学生参加三线建设课题,是希望他们能一块儿完成访谈、整理等工作。后来,我有意识地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考察、访谈与整理、撰写文章、参加竞赛,力图让这些活动带给学生们更多的收获。笔者带学生考察重庆晋林厂海孔洞(2019年4月)

  我招募的学生都是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刚开始时对三线建设了解不多,更别提做进一步的调研。因此,我通常会先带他们去实地考察,充分感受历史情境,再进行文献阅读与专题研究。我曾多次驾车带不同的学生到各地调研与体验,如到四川广安参观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赴华蓥山中探寻早已废弃的永光厂、华光厂等三线遗址;到重庆南川宁江厂、红山厂等三线工厂旧址考察,并特意入住天兴厂职工宿舍改建而成的三线主题酒店,以增强体验感;到重庆涪陵的816地下核工程参观,走访建峰集团的职工生活区,学生们都被816工程所深深震撼……有了直观的感受和体验之后,学生们再进行口述访谈、文献阅读与理论分析,往往事半功倍。

  夜幕下的三线月)外出调研时,我常常会要求学生记下所见、所闻、所思,回来撰写调研札记,我再挑选出来,通过朋友的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媒介发布,如此也可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当然,更多的学生在田野调查和文献阅读之后,会在我的指导下撰写与“三线建设”相关的毕业论文,包括三线企业的社会保障、社区治理、三线移民的身份认同、饮食文化、社会关系等主题。一些同学还将毕业论文修改成小论文,如陈利青的《三线企业社会保障的历史变迁研究》《三线企业社区管理变迁》、林楠的《三线建设移民二代地域身份认同研究》等,都得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

  大学里有各种项目和竞赛。我鼓励同学们在前期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主题申报项目,或参加竞赛。其中,林楠等同学成功申报国家级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三线建设亲历者口述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做了很多“三线人”的口述访谈;蔡茂竹等同学以“三线建设移民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变迁”参加第十六届大学生“挑战杯”竞赛,获重庆赛区特等奖,最终入围全国赛并获三等奖。

  学术研究需要严谨,即便是学生的初步研究或项目竞赛,我也希望他们能严肃对待,因而不少同学对我的“严苛”深有体会。一位学生毕业时回忆道,在准备“挑战杯”国赛最后的那几天里,我常常督促他们撰写各种文稿,并屡次打电话提出修改意见,这一度使她产生了接听电话的“阴影”。不过,艰苦的调研和辛勤的付出,终究会有所收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生们跟随我进行三线调研的经历,如能对他们的学习与成长有所裨益,我也就欣慰了。

  近些年来,三线建设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各类文献资料不断涌现,有10余项国家级的社科基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资助(其中包括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数家重要学术期刊先后刊发了多组三线建设的专题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尤其是一些青年研究者纷纷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三线研究可谓异军突起,影响渐深,成为了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一大热点。面对这种发展态势,我和徐有威教授等人在交流中达成共识: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做好“顶层设计”和学科建设,以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2019年各地召开了5次三线建设的研讨会,其中两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是2019年6月在江西南昌举行的“首届中国三线建设史研究工作坊”,不同于以往有许多三线亲历者参加的会议,这次工作坊的参加者几乎都是学界中人。我做了题为《在当代中国问题中打破学科藩篱——以三线建设为例》的发言,呼吁学界通力合作,全方位地推动三线建设的研究。会后,学者们相约游览庐山,在这座几乎改变了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名山中,又做了更深入的交流。

  “首届中国三线建设史研究工作坊”现场(2019年6月)另一场会议是同年11月在湖北宜昌召开的“记忆与遗产:三线建设研究高峰论坛”,有50余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从多学科、多领域讨论了三线建设研究的诸多议题。我除了提交专题论文外,还在会场做了《三线建设领域的多学科研究与跨行业合作》的主旨发言,主要以重庆地区为例,介绍了我们开展多学科研究、跨行业合作的一些实践,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这两次会议前后,我一直在思考未来三线建设研究的发展问题。我认为,和中国当代史其他领域相比,三线建设研究具有许多潜在的优势,有望打造成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颇具影响力的研究领域。至于具体如何实施,我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有一定的阐述(张勇:《回溯与前瞻:多维视角下的三线建设研究述评》,《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大体来讲,除了做好相关资料的搜集与利用、研究内容的拓展与深化、研究平台与团队的打造等工作外,我认为还有两点也非常重要。

  其一,多学科研究的交叉与合作。我一直提倡在三线建设领域进行多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或许这和自身涉猎的学科领域有关。在求学和工作期间,我不同程度地涉及历史地理、民族史、旅游地理、旅游文化、社会史、文化人类学、城市社会学、历史社会学以及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等领域,也时常向学院社会学、人口学、社会工作、人类学等专业的老师们请教问题,交流思想,希望能从不同学科汲取养分。虽然涉猎的专业领域杂而不精,却使自己秉承学科包容、学科开放的理念,认为勿需固守学科边界,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可以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更重要的是,目前三线建设研究早已呈现从以历史学为主逐渐向多学科、交叉学科转变的趋势。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在此领域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人类学、语言学、传播学、艺术学以及文化遗产、旅游管理等其他学科也开始涉足其中。不过,目前学者们多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研究相关话题,缺乏相互的密切交流与合作,更不用说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如何借鉴与吸收对方的特长,特别是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互鉴互用,是未来三线建设研究学科交叉与合作的关键。在研究与交流中,历史学和其他学科都需要摒弃“傲慢与偏见”,在方法论上彼此走向对方的纵深处,取长补短。

  其二,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增强学界与社会各界的合作。“经世致用”是古今学者从事研究的另一种追求,三线建设的研究者更不应忽视这一点。作为中国当代的一场重大历史事件,三线建设对当今社会仍有深刻的影响,部分三线企业和大量“三线人”依然存在,且面临诸多方面的现实问题。我们应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相连接,在夯实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重视应用型研究,除了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外,还可继续开拓其他方面的应用研究。另外,还需加强与政府部门、文化机构(如博物馆、文化公司)、三线企业、“三线人”以及普通公众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如此,既可引导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进来,促进学者与普通公众的对话与互动;还能利用和整合社会各方的力量,发挥学术研究服务社会的现实作用。

  此外,三线建设的研究不能止步于该领域本身,形成自我闭环,而是要与当代中国其他研究领域进行交流、对话。这些领域包括“”、知青运动、城市化、工业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社区发展、城乡关系、西部大开发等等,都可成为三线研究对话的对象。如此,方能“走出三线建设”,走向当代中国研究,回应更宏大的时代命题。作为中国当代史、中国当代问题研究的学者,或许这应当成为我们的使命。

  2019年初,面对三线研究的新形势,我和范瑛、周明长等学友商议建立一个学者群,以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随即,我创建了“三线建设研究中青年学者群”,此后在徐有威教授等人的推动下,不断有研究者加入。目前,我们这个团体已初具规模,囊括了国内大部分从事三线建设研究的学者,搭建起了彼此间交流甚至合作的平台。我们相信并期待着,若干年后三线建设研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颇具影响力的研究领域。

  2012年我在三峡口做出从事三线研究的决定时,尚不知晓原来许多三线企业和三线人就在身边。我们学校的隔壁有一家中美合资企业,其前身重庆发动机厂就是一家三线改扩建企业,上世纪六十年代许多职工从杭州内迁而来,我多次前去采访仍留在这里的建设亲历者。后来更是慢慢了解到,我的一些同学、老师甚至亲人也与某些三线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中学同学就来自重庆南线的几家兵工厂,它们专门生产高射炮;我的硕士生导师蓝勇教授少年时在四川宜宾的豆坝电厂度过,那是当时西南最大的火电厂;一位住在荣昌的表哥,就曾在当地的一家兵工企业——益民厂上班;就连我的父亲,也在一家为三线配套的钢铁厂工作了一辈子,幼年时我曾多次到父亲的厂里玩耍……如此看来,我研究三线建设的历史,其实也是在记录亲友与自己的过往。

  2012年时,我未曾料到会在三线年里,我去过不少地方调研三线企业,访谈过上百位亲历者;8年里,我结识了很多三线人,和他们成为了朋友。当然,8年的时光也改变了许多。我们探寻过的重庆标准件厂,早已被夷为平地,如今建成了客运枢纽站——重庆西站;我们采访过的三线老人们,正日渐衰老,有几位已离开了人世。稍感欣慰的是,我们曾记录下他们生命中的一些片段,哪怕只是点点滴滴。

  世间的每一个人,都如同大江大河中的点点水滴,在历史的洪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浮浮沉沉。当代的中国人,个体的命运时常裹挟于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城乡变迁等历史事件之中。倘若将每个人的生命史都汇集起来,便能勾勒出更为宏伟且鲜活的社会画卷。“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是美国学者卡尔·贝克尔的一句名言,书写三线建设及三线亲历者的故事与命运,也是记录我们自己的过往与生活。对我个人来说,三线研究不仅是这些年的主要工作,并且还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如果问我,还会在这个领域耕耘多少年?我不知道,也许是5年,是10年,或者更长……

  (张勇,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教授、三线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本文选自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六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专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