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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与农业伦理学响应

时间:2021-04-07 21:00

  :任继周(1924- ),男,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草业科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研究,近年来致力于农业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兰州 730020;方锡良(1977- ),男,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以及农业伦理学相关研究。兰州 730000

  内容提要:中国工业化经过三个阶段,即从1949年到1980年的工业化奠基阶段,1981年到1990年高速发展阶段,从1991年到2015年的工业化完成阶段;2015年以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展现了农业的特殊贡献及其伦理观诠释。中国工业化的特点在于与世界后工业化发展同步。中国工业化始于1949年,恰与敲响工业社会危机警钟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出版同年。以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环发会议为标志,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中国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民间企业,不排斥污染企业和工业垃圾的输入,使中国遭受严重污染,而农业是一切污染的主要受体。各类污染由水体而土壤而食物,进而危及社会安全。对农业系统的开放性认识不足,对农业缺乏伦理学关怀,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出现了举国为之忧虑的“三农问题”。但世界范围内由于后工业化到来,人们在对长期冷战思维的反思中,萌发了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互相协作的需求多于对抗、共赢优于零和的观念,于是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期。目前中国农业伦理学的任务是保留农耕文明精华,汲取工业文明的成果,熔铸构建全新的后工业文明的农业伦理观。

  标题注释: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生态文明战略视域中的‘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16XZX013)。

  中国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中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发生的平台。中国农业伦理作为中国农业思想的基石,对中国农业,乃至全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发生敏锐响应。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总是从城市开始,而中国农业始终被动地承受着中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施加的压力,做出被动响应。随着工业化和后工业化逐步发展,响应的深度逐步延伸,由经济而社会而文化的多层面、多方位。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高速完成了工业化并初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现在常见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以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年的工业化道路。其意在强调改革开放对工业化的巨大作用。但究其实际,新中国在1949年建国初期就致力于将农业国改换为工业国的面貌。中国的工业化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从1949年到1980年的第一阶段,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1981年到本世纪初的前10年为第二阶段,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GDP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15年以来,进入第三阶段,即后工业化时期①。但后工业化时期仍然属于工业化的一个特殊文化发展阶段,本文将在下面逐一阐述。

  中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发展,诚如前述农业伦理学特征逆推,中国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可分为两大阶段。中国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建国后三十年,即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中国已经为“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初步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有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位列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十位。

  中国工业化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果,苏联的援助是重要因素,但据有关资料显示,这一时期从苏联取得的经济援助不过22亿元,其中还包括抗美援朝战争。直接用于工业化建设的不过区区5亿元。这点钱只能在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上起到撬动作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还是靠我国自己的力量。不言而喻,这就是主要依靠农业和农民的贡献。当时除了农业我国几乎一无所有。

  中国农业挑起了国家工业化起步的重担,这是非常艰难的起步,超负荷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初建时,全国GDP仅123亿美元,人均GDP23美元,人均年收入仅16美元,排名世界倒数第一。当时的钢产量只有15万吨。毛主席提出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全民大炼钢铁的奋斗目标也不过是2700万吨。现在看来这个低得可怜的目标,即使倾全国之力,甚至“砸锅卖铁”也没有达到,还伤害了社会其他行业的均衡发展。这样的工业基础,说是“一穷二白”一点也不过分。

  当时作为立国之本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粮食亩产仅137斤,约当现在生产水平的一半,粮食总产量为2.774亿斤,但按当时的5.4亿人口计算,人均418斤,尚属温饱水平。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要承担几乎国家建设的全部需求,包括国内肃清残余反革命武装,国外支援抗美援朝,养活全国城市,支撑国家机器运转,包括450万规模的军队和数目难以计量的干部。在满足上述负荷的前提下缴纳公粮,留足种子,最后才是自己的口粮。全国农民只能处于“糠菜半年粮”的半饥饿状态。

  就是在这样可怜的低水平上,挤出一些宝贵的积累,建成了世界第十位的工业基础,我国农业付出了巨大代价,农业伦理学被严重扭曲。其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更加突出。农民流动被严格限制,不许离开户籍所在地,扩大了农村受灾程度,也妨碍了城市化进程,社会自组织功能被严重斫伤;其二,源自远古的“日中为市”的农贸市场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农业的开放功能全然丧失;其三,农村医疗保健则依靠其薄弱的原始“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农村义务教育则由已经极度贫困的农民集资办学,以几十元的极低年薪聘请“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成为这个时期的特殊印记;其四,在生活极端艰难的时刻,城乡居民同在生与死的阈限上挣扎,但城市有最低口粮保障,而农民则被迫全部自给,没有任何保障。农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尤其青黄不接的季节,千方百计突破户籍藩篱,个体的或有组织的逃荒群众相望于途。就是在上述农村超重负荷下,中国工业化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农业、农村和农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惨痛代价,值得我们做出农业伦理学的深刻反思。

  中国工业化的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我国如灯蛾扑火,加快工业化步伐,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系统,获得GDP的巨大增长,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呈现不可遏制的大国崛起之势。人们常说“中国速度”,30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300年的路程。

  但我们收获的不仅是工业化的成果,一切工业化的苦果也骤然集中出现,而且多集中表现于农业和农村。中国农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一,农业和农村是工业化污染的主要受体。工业化启动之时有句话大家记忆犹新“我们要利用后发优势,汲取工业国家的教训,不要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结果却是污染程度比先进国家当年的污染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两头在外”(即原料和产品在外,生产在国内)的生产方式,毫不回避将污染企业引入国内,甚至将工业垃圾大量引入,从中捡取廉价的工业资源,中国一度成为世界主要垃圾消纳场,由此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首先是水资源污染,然后是土地污染。据统计,被污染的5类水资源曾达80%以上,耕地污染不低于30%。因而殃及食物安全和人民健康,癌症村、高铅毒害区、高锌毒害区、高镉毒害区、艾滋病村等污染高发区出现于我国工商业发达地区的农村,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事例说明,各类污染“千条线”,无不集中在农业这“一根针”上。农业是污染危害的终端。

  其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历史性伦理学差异空前突出。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壮男女劳动力进城打工,形成农村的空巢化和空心化。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经几代人积累,其总数当以亿计,缺乏父母和社会关怀,将给社会留下难以估量的有害后果。这些后果将随着儿童数量的积累和年龄的成长逐渐而长期显现而成为社会重大问题。至于农村的留守老人也需要妥善安置。与农村家庭空巢现象相伴随的是农村社会的“空心化”,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留下来的多为老弱妇孺,农村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综合服务和文化生活等与城市相比差距骤增。

  其三,2亿~3亿进城农民工的生活、就业、教育等成为城市管理的新问题。他们有的几代人在城市打工,为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仍难以融入市民群体,没有享有应有的市民待遇。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重大伦理学缺陷。

  至于空巢农村留下的宅基地和缺少管理的农田虽也是工业化留给农村的新问题,但这也是农村土地流转和产业调整的新机遇,应是社会工业化为农村带来的积极因素。

  总之,我国工业化第二阶段,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积累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探讨。